要成為世界設計之都,台北需要一位設計長 ( Chief Design Officer ), 除了設計這城市的風格外,更重要的是改變這城市看待設計的態度設計,不只是風格,還要有人情,不只是附庸風雅的品味,還有用設計解決我們日常生活的問題。

台北的設計長,最好要像蘋果的設計長 Jonathan Ivy 一樣,讓設計擁有最高的位階,或是像 Braun 的 Dieter Rams 一樣,提出一個經典的好設計法則(Good Design),或者是如當年 BMW 設計總監 Chris Bangle 一樣,能與各部門溝通設計的價值與理念,讓這城市的每個部門,從文化、產業發展到都市發展,都能擅用設計,來改善公共服務,解決這城市的問題與商業環境的挑戰。

 

每一個產業,都可以是設計產業,每一個政府部門,也可以是設計部門。衛生局可以參考國際設計創新公司 IDEO 的經驗 ,用設計改善醫療品質與醫護人力吃緊的問題。教育教可以借鏡國際組織 Design for Change,用設計打造創意行動的小學教育。產業發展局可以參考家用品牌寶僑推動設計的經驗,鼓勵台灣企業成立設計部門,推動組織創新變革。社會局則可以參考國際上 Design for the Other 90 的展覽,讓設計能夠為弱勢而服務。

文化局則是可以扮演這城市設計變革的發起人。讓過往推動社區營造的參與式設計經驗,成為跨產業都能適用的人本設計創新方法。整合設計與人類、社會及心理專業,讓這城市的人文社會專業可以成為創意經濟的動力。結合設計方法與台北創作能量,讓這城市有說故事的能力與魅力。經由這場設計運動,讓文化創意產業有機會成為這城市裡的社會與商業模式創新。

 

台北其實擁有創意城市最珍貴的設計資產,豐富的人情味是設計同理心的基礎,文化活動與氛圍是創新的來源。而我們所需要的,是一場有深度的社會設計運動,轉化台北的文化底藴成為具有我們風格的設計論述與方法,延續城市自身的設計智慧,解決城市的問題與挑戰,如北美館展出「走進公眾.美化台灣」的顏水龍老前輩,或今年台北文化獎得主劉可強教授,以參與式設計改變建築產業。

推動台北城市的設計變革,除了有設計長還不夠,我們還需要危機,才有轉機。大多數的設計與創新變革都是始於危機,例如美國工業設計專業旦生於1930年代的華爾街經濟危機,瑞士的 Swatch 在1980年代鐘錶產業危機時改寫時代的錶情,台灣1990年代的建築專業的參與式設計風潮,背後則是有環保運動及產業轉型的危機。

但是,我們身處危機卻誤以為是設計的承平盛世,其實有許多比得國際設計大獎還重要的事。中國市場吸引了許多國際及台灣的設計創新人才,台北,回不去了,而想回來的,都是因為更好的城市生活風格。台北,不用爭第一,但要是唯一。

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位城市的設計長,但更需要一個充份認識設計價值的 CEO,提高設計在城市治理及社會文化裡的位階,如同蘋果電腦的 Steve Jobs 或是 Nike 的執行長 Mark Parker。不然縱使是再鬼才的設計長,也依舊會殞落,就像你無法想像沒有 Steve Jobs 的 Jonathan Ivy。

台北,需要的不只是設計長與美學 CEO,而是由下而上與草根大眾及專業跨界的連結,重新定義設計在公共服務及產業創新中的角色。設計已經變得太重要,每個人都要懂設計,更重要的是,我們與生俱來都有用設計解決問題的能力。

原發表於《台北村落之聲》

文章出處/美感經濟與風格對話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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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步在文化與經濟間,美麗的知識風景逐漸浮現。 這此知識風景,也就是「創意好產業; 美感經濟與風格社會的對話」 所關注的幾個重要議題:「創意」、「創新」、「設計」、「管理」與最重要的「文化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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